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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泳:腐败现象和教育的关系

时间:2019-07-03 整理:本站 点击:143次
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,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,特别是经济上的成就,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。 但我们注意到,在这个过程中,也出现了许多问题,特别是腐败方面...

谢泳:腐败现象和教育的关系

   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,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,特别是经济上的成就,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。 但我们注意到,在这个过程中,也出现了许多问题,特别是腐败方面的问题,还非常严重。

关于腐败问题,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,特别是近两年来,高官落马的极多。

一般的研究认为,腐败问题的大量出现,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,比如独立的监督制度和公开的新闻制度,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文明的主流,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。

但我有时候也想,在这些制度之外,是不是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?特别是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,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?  早些年,学术界一直流行一个说法。

当人们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风气较好的时候,就有人说,那时的社会风气好,主要是当时在社会上活动的社会成员基本都是“民国时代”的人。 也就是说,这些人的教育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。

这个说法是不是完全经得起推敲,可以先不论,但它注意观察社会成员成长经历的完整性,却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  一个时代的教育成功不成功,当然不能完全从社会风气上看出来,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尺度。

不然好教育和坏教育就没有区别了。

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多了一些正面评价,其中一个主要理由,就是注意到科举制度对人的道德修养很有帮助,因为儒家经典除了在知识层面发生作用外,主要是道德理想教育,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那些有功名的人,个个操守极好,但从相当的研究事实观察,从科举中出来的人,在道德操守方面,总体经得住考验。

齐如山在《中国的科名》一书中专门讲过这个道理,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。 对很多清官的评论价,齐如山认为,只有科甲出身的人员才有此操守。

他说:“明清两朝以来,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,不知有多少万了,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,像严嵩那样的败类,确是极少的少数;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,则时时有之。

”齐如山讲了两个原因:一是因科甲出身者,都读过经书,书中有好的道理,读的多了,自然要受其感化。

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,贡院大堂之匾额写“至公堂”三字,确有道理,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,但确不容易。

  齐如山的分析,大体符合事实。 按它的道理来观察当下的社会风气,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提出问题,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。 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官员,大体是1940、1950、1960、1970年代出生的人。 其中以1950后的三代人为主。

我们从腐败的事实观察,大体也看出那些出事的官员集中的年代,也就是说这个年代中出生的人,他们的教育中可能有一些问题。 当然再好的教育,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是正人君子,但当一个群体中的主要成员思想道德成为普遍问题的时候,从教育的角度反思,可能也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。 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:在这些人受教育的时代,那些教育的内容可能与社会现实脱节,从而导致教育的虚伪化,因为不是一种诚实的教育,所以在道德感化方面,并没有对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。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出现腐败问题,就对过去的教育完全否定,但反思那种教育的缺陷,对于我们理解和防止更多腐败现象的产生,可能会有一些帮助。

比如我们可以从教育与社会脱节的角度来注意一些问题,特别是说假话、大话和空话成为主要风气,这样的教育能对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吗?  还有一个角度,我也想提出来讨论。

我们注意到现在腐败现象的发生,贪财好色是一个基本特点。 这个现象的产生,也和中国社会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相关。 一是中国社会有一度时期极端贫困,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,对于财富的理解可能会非常狭隘;二是那个时代,中国社会特别压抑,对人的许多自然欲望极度限制,从而在人格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,对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 当然这只是从一般的道理和基本的现象观察,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特征,而是希望注意从时代的总体发展上观察一代人的成长经历,从而更好的提出新时代的道德理想教育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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